传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传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就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发展而言，某一历史阶段的潮流动态，并不能代表其发展的规律。正如现代西洋及东洋的花艺发展道路并不能左右其发展方向一样。其实，中国花艺两千多年有史可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实了其融会变通、广纳博采的胸怀；已经显示了其化古为新、生生不息的力量；已经积累了其惊采绝艳、辉煌厚重的成就。只是近一二百年来，社会生态的瞬息变更，时代步伐的骤然提速，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包括传统花艺在内的文化遗产，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冲击。在历经了反思与调整、坚守与充实、交流与融合、适应与开创的生死考验之后，传统花艺进化的步子虽然减缓，但却变得更加稳沉而理性。特别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经历了迷茫、怀疑而后觉醒的知识群体推动下，一股复兴中国传统花艺的热潮，正持续地涌动于民间。母庸置疑，这便是中国传统花艺前进的动力与趋势。

     我们在艺术的讨论中，似乎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合理：现代艺术代表着先进：西方道路代表着未来。实际上真正无愧于人类文明的艺术，除了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外，还应该显现精神启迪与超越的价值。传统插花被称为心灵的艺术，外在形态映射着内在的底蕴。典雅温馨也好，热烈浪漫也罢，都是为了在和谐健康的表达中，带给人们真诚、善良、感恩、关怀、悲悯等情感和境界的升华。而不是要在眼花缭乱之后仅留下五彩的泡沫，以及在万众狂欢之后排斥严肃的思考和疏离崇高的理性。

     任何艺术都是起源与民间、来自于民众，但是，真正的艺术家都会去超越所处环境和现实，寻找精神的高度和个性差异，这种“不平等”的追求或许会伴随艺术家的终身。最具有人民性的艺术家齐白石，不仅陶醉于醇厚的乡风民俗，而且也对清藤、八大这些旧时代落魄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辈子都专注于民间美术和文人画的完美融合，并最终开创了个性十足的艺术好面目。齐白石出生在农村，最初的营生是木匠，当时他与广大的工农有着平等的经历与地位，但是后来的追求和修养，使他变成了精神“贵族”，尽管他还是画着萝卜白菜、蜻蜓螳螂，但是他的思想境界以及社会地位，已经上升到了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高度。没有这种改变或许也就没有他大师的风范与成就吧？在情感与心态的平等中，追求人品、学问、艺术境界的不平等，应该是艺术创新的规律。传统插花艺术的创作与欣赏，确实存在着文化的“门槛”，这便是民族精神和情感的认同。时代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今只要是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公民，都可纳入“有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相对于封建时代“士子”阶层的孤立而言，新时代不断壮大的“文人”阶层，实际上已为传统花艺的传承和光大奠定了坚实而庞大的社会基础。

      说到传统花艺的创作，不少人便犯晕、头大，因为传统花艺创作凭借的是厚实的文化功底，讲究的是由器而道的方法，追求的是高雅超逸的境界。疏花清影得意忘技，简淡空灵妙不可言。人品高、学问好、工夫深方能登堂入室、超凡脱俗。如此高的“阶梯”、如此大的“代价”，又怎的不让那些急功近利当代人望而却步？有关中国传统插花的历史文献中，似乎是少了些一二三四的系统“技术”罗列，这与传统花艺的本质属性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含蓄、内敛特征密切相关。但是，中国花艺的传承并非无路可寻，比如“由器而道”的特征，便是传统插花常变常新、风采不减的法宝之一。对于传统花器或配器在传统插花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确实不能忽略，因为任何民族艺术都需要鲜明的标识和独特的载体。就像中国书画创作里毛笔、宣纸，京戏表演中的脸谱、服饰一样，确是本质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中国书画及京戏放弃了传统的载体与工具，改用西洋的排笔油彩、穿上东洋的和服木屐，即使照旧写的是中国字、唱的是民族腔，那么，其艺术的价值与魅力又还剩几许？在历史文献中寻找传统插花“技术”的良苦用心应适可而止，对西洋流行花艺“技巧”的痴迷用情又哪有必要？否则，我们终会陷入花艺创作形式的迷茫和意义的危机之中。
偶尔听到一种说法，即将借鉴传统花艺元素及形态创作出的作品，称之为传统插花艺术的“赝品”。 这种幽默地陈述不仅没错，或许还能引发耐人寻味的思考。问题是如果宇宙和上帝只有一个，那么这世上万事万物又那样不是“赝品”？儿子是老子的“赝品”，今天是昨天的“赝品”。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天上掉下来，也还是有相同和相似的存在，思想与观念更不例外。如此看来，艺术的创新就只能施展大同中求不同、共性中求个性的功夫，没有那一样“原创”不需要学习、启发、参考、借鉴。假如现代人真有轮转时空的本领，将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原汁原味”的复制于当代，大概便可以获得不朽的崇拜。但是，目前好像只有张大千等不多的大师，才能依据古代名画临摹出真假难辨、出神入化的“赝品”。当代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作品，又哪里能达到那种境界？更何况当代传统花艺的继承和发扬，并不是临摹与复制，她呈现的是当代现实属性的关照以及文化转换的思考。蹬上坚实的历史台阶，创作者表达的其实是当代特定观念和情感。这种血脉贯通、精神接种的实践，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开创。

      与传统花艺传承的冷清相比，现代花艺确实呈现了市场的火热。但在一股炒作的潮流中，却潜藏着中国现代花艺的后殖民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和对西方流行花艺的盲从。某些自以为超越了传统或时代的花艺制作，其实表达的多半是狭隘的现代性经验、以及支离破碎的生活感受。除了眼花缭乱的“视觉张力”外，其作品根本没有系统的哲思和精神光彩。当然，这些分析只是对少数插花师的善意提醒，也是比较了其他门类的艺术大家的境界与实力后、对花艺界的少数精英们提出的建议与期望。

      现代插花艺术的创作依然需要传统养分，而且还不能是或中或西花艺文化的浮光掠影。否则，那只能叫做时尚的花艺游戏。善于创新的民族、群体和个人，都会在尊重文明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而不是轻视和排斥历史文化的滋养。我国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早年研习西方美术于法国。回国后他思考明白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创新道路，那就是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吸收传统养分并融会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凭借着先进的文化理念他开创出自己个性鲜明的画风，并赢得了西方美术界的赞誉与尊敬。

      中国社会的的半殖民经历和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曾经使痛苦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过对传统文化怀疑甚至反叛的情绪。我们不否认特殊背景下这种反思的人文价值，但是历史证明，那些失去理性的激情，不仅改变不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无法挽救灾难中的民族利益。回过头来再看百年后艺术界的今天，我发现昔日的思潮并未销声匿迹，只不过那种“冲动”已由热血激进变成了柔媚逢迎。发达国家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随着花艺市场的“利好”潮流长驱直入，转瞬间就演变成了消费的“强势”。在中国花艺“现代化”的浪潮中，考察、访问、留学等活动也成为中、西花艺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但是，许多与发达国家文化接触并非是平等的利益互动，而不少只能算是文化的单向传输，有的甚至借助于讲学、办班、展览、比赛等“中介”、变成了西方流行花艺观念和文化赤裸裸的“倒卖”。西方花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中国聚集了一批精神的粉丝，这种感性的崇拜与依赖又进一步增强了西方花艺话语霸权的力量。从花艺界不少人对“亚洲杯”、“世界杯”夺魁的梦想中，我们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几分文化自卑和错位。花艺文化是综合实力的集结，她的竞争与体育拼搏有着颇不相同的目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化的切磋很难找到公正的评判，“游戏”规则的制定方不仅要使参赛者屈从于认可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可凭借其文化的强势操纵全局的得失。最经典的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作品，也许在西方花艺师眼中没有价值，因为他们无法识别和认同蕴涵在作品中的精神与文化。新颖的形式、花哨的组合，往往是西洋与东洋花艺输出与炒作的重头，同时也是其对抗他民族传统文化的惯用手法。在艺术表面形式的浮躁与泡沫中，那些坚守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艺术家也许会更加寂寞、清贫，他们就是要用流行文化的导向和“经济利益”的手段，迫使那些拥有高远眼界和理性追求的艺术家放弃选择，最终同化于他们认可的艺术观念和价值体系。
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那种模棱两可、见风使舵的做法，只适合于浑水摸鱼的艺术投机。许多从事花艺的工作者，往往觉得依靠传统太累，倒向西方又怕被人讥为崇洋。在寻找精神继父的困惑中，他们多希望混一个全球通用的文化“户口”，或者造一座不中不西的空中“楼阁”。显然，这种逃避责任的“聪明”定位、就如同揪着自己的头发要上天一样不切实际。

      当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冲突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源远流长、万变常新的中国传统花艺，应该以自身的进化经验和成就，为调和现实矛盾及开创美好未来提供路径与参照。中国花艺的现代化，应该是在顺应传统花艺进化规律、与外来优秀文化平等互补、互动、融合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中断传统文化的进程，去对接西洋或东洋花艺发展的“捷径”。基于这种理性的文化立场，